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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答案

要改变目前文学翻译作品评奖中存在的问题，评委们要从翻译课的课堂里走出来，要进入中外文学、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平台，要从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交往、传播、接受、影响的层面上去审视文学翻译家的作品。

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是一个值得中国文学翻译界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的晚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发，有两位译者翻译的译作荣获优秀文学翻译奖，即田德望据意大利文翻译的《神曲》（但丁著）和黄燎宇据德文翻译的《雷曼先生》（斯文·雷根纳著）。诚然，此前两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也已经颁发过文学翻译奖，不过那两届文学翻译奖被称作“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虽也与其他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一起颁奖，但多了“彩虹”两字，多少有点属于“另类”之意。事实上，此奖也确实是因为当时的鲁迅文学奖没有设立文学翻译奖的奖项，才由著名作家韩素音资助，设立了“彩虹奖”。这样，其奖金数额当然也不可能与正式的鲁迅文学奖在同一档次。但这一次却是正式纳入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意义大不相同。我对这一届鲁迅文学奖把翻译家的翻译作品与我国其他作家的创作作品（中短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等）一起正式纳入评奖范围，让文学翻译家与文学创作者享有同等的待遇，感到分外欣喜。
然而，在庆贺和欣喜的同时，我对这一届的评奖结果又感到不满足，甚至感到一些遗憾。现把我的一些想法写出，以向参加评奖的评委专家、也向翻译界的有关专家学者请教。
首先，我对这一届获奖的译作数量之少感到不满足。
从颁布的获奖名单上可以看出，其他门类的获奖者数目都在四、五个之间，短篇小说最少，但也有三个。而文学翻译奖严格而言其实只有一个，因为田德望的《神曲》得的是“荣誉奖”。据说，优秀文学翻译奖奖项原设有五个名额，但在参评的三十部文学译作中，超过三分之二得票的只有田德望翻译的《神曲》和黄燎宇翻译的《雷曼先生》两部，评委会最终只能放弃其他三个（其实是四个）名额。
本来，获奖数目的多寡自有评委专家们掌握标准和尺度，毋庸旁人置喙。但是因为有了横向的比较，这样的获奖数目就难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与我国其他门类的文学创作相比，当今我国的文学翻译情况特别差。你看，明明最多可以有五个得奖的名额，但是经过文学翻译奖的评委们反复评议，最终却只有一部译作才有资格得奖。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翻译家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的出版社出版了那么多的文学翻译作品，但是都不行，都没有资格获奖。事实上，评奖结束后部分评委的感叹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他们极为忧虑地说：“外国文学翻译水平不佳，翻译人才日渐匮乏。”
评委们的高标准、严要求自然无可厚非，不仅如此，他们的这种认真严肃的作风还应该赢得人们的肃然起敬。然而评奖、尤其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最高级别的文学翻译奖项——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的评奖，其实不光是一项简单的评奖活动，它实际上还兼具着另外两项功能：其一是对最近几年来我们国家在文学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和成绩的一种检阅、一种展示和一种肯定，其二则是对国内文学翻译界的一种导向和指引——希望翻译家们朝着得奖作品的方向努力。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这个评奖结果恐怕正好迎合了国内学术界某些人对当前国内翻译界现状的一个并不十分正确的估价。在这些人看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翻译尽管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总体水平下降了，翻译质量不如从前高了，倒退了。这样，在这些人看来，这次的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只评出一部得奖作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我觉得不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可以说是我国翻译史上最为繁荣、最为发达的时期。以美国文学的翻译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小说翻译主要集中在杰克·伦敦、德莱塞等几个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少数几个“美国共产党员”作家、黑人诗人如法斯特、杜波依斯等人的身上。翻译选题相当狭窄，中国读者对当代以及此前的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家、流派几乎毫无所知。而进入新时期以后，美国文学翻译的选题范围大为拓宽。新时期二十余年来，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有了中译本。从美国文学开创时期的欧文、库柏、霍桑，到世纪之交的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华顿；从海明威、福克纳等现代作家，到当代作家诺曼·梅勒、契弗，从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辛格、马拉默德、罗斯，到艾里森、鲍德温、莫瑞森、盖恩斯等黑人作家，从南方作家韦尔蒂、奥康纳、麦克勒斯等，到女作家奥茨、艾里丝·沃克、卡波蒂等，直到后现代作家纳博科夫、冯尼格、海勒、约翰·巴思、巴塞尔姆，等等，等等，都有了广泛的译介，构成了相当完整的文学史系列，相当充分地展示了美国文学发展的全貌。
有必要指出的是，不光是在翻译的美国作家、作品和题材方面有了明显的拓展，与此同时还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美国文学翻译家队伍。除了众所周知的老翻译家张友松、海观、侍桁、冯亦代等人外，新时期我国翻译界还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美国文学翻译家。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很多人既是美国文学作品的译者，又是美国文学的研究学者，如福克纳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李文俊，美国黑色幽默和通俗小说翻译家施咸荣，索尔·贝娄的主要译者宋兆霖，菲茨杰拉德的译者巫宁坤，以及鹿金、汤永宽、傅惟慈、林疑今、董乐山、梅绍武、陈良廷、裘柱常等。
再如英国文学的翻译。爱尔兰著名诗人，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一九二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的诗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即有译介，但新中国建国后却长期湮没无闻。新时期开始后，《外国文艺》等外国文学刊物和一些外国诗歌选本率先推出了袁可嘉、裘小龙等翻译的叶芝诗作，叶芝的诗歌很快受到许多中国读者的喜爱。于是，叶芝诗歌的翻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蔚为我国文学翻译出版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九八六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裘小龙翻译的《抒情诗人叶芝诗选》（一九九二年再版）；翌年，漓江出版社又出版了裘小龙翻译的叶芝诗歌选集《丽达与天鹅》；一九九四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傅浩翻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一九九五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袁可嘉卷》，其中收入袁可嘉翻译的《驶向拜占庭》；一九九六年，北京东方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家新编选的《叶芝文集》。此外，还有叶芝的散文翻译作品，如《幻象：生命的阐释》（西蒙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赵春梅、汪世彬译，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七），等等，不一而足。
与此相仿的是二十世纪英国另一位大诗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一九四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S·艾略特。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艾略特的名字在新中国的读者中同样鲜为人知。进入新时期以后，艾略特的诗歌才开始成规模地翻译出版：有裘小龙翻译的《荒原》、《四个四重奏》；查良铮等翻译的《T·S·艾略特诗选》；汤永宽翻译的《情歌·荒原·四重奏》；赵萝蕤重译的艾略特的著名长诗、现代主义经典之作《荒原》和《艾略特诗选》；紫芹选编的《T·S·艾略特诗选》；李赋宁译注的《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等等，等等。
以上两位英国诗人的译作在国内读书界均有较大反响，其翻译质量也颇受推崇。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拉美文学的翻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国家对拉美文学的翻译多局限在古巴、智利等国少数几个左派进步作家的作品，整个拉美文学的翻译在当时明显处于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的边缘。但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对拉美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发展得非常充分、非常全面，从古典作家到当代先锋派作家几乎都有译介。尤其是对当代拉美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囊括了当代拉美小说家创造的所有新的创作流派，如魔幻现实主义、神奇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当代拉美的一批先锋派小说家，从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博尔赫斯、萨瓦托、奥内蒂、鲁尔福到新小说家科塔萨尔、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多诺索，从现代诗人巴列霍、聂鲁达、米斯特拉达到当代诗人帕斯，等等，等等，不仅成为了广大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为他们展示了一片神奇新鲜的文学景观，更为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比丰富、无比新鲜的艺术借鉴资源，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在拉美文学的翻译中，一批优秀的西葡语翻译家为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王央乐、刘习良、朱景冬、赵德明、尹承东等。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翻译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然而现在在评选鲁迅文学奖时，却竟然如此难以见到文学翻译家以及他们译作的踪影，这样的结果能反映我们当前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吗？
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评委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批翻译界或文化界的人士，在讨论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的评选问题时，他们依据的是什么样的标准？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译作的哪方面的因素？据我猜想，他们恐怕更多考虑的是所谓的文学翻译作品的翻译质量问题，而忽视了另一个在我看来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文学翻译家和他（她）们的翻译作品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所做出的贡献，具体而言，即是文学翻译家和他（她）们的翻译作品对中国读者全面深入了解外国主要作家、作品、流派所起的作用，文学翻译家和他（她）们的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学翻译家和他（她）们的翻译作品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起的作用。而现在我们的评委在审视、评选优秀文学翻译作品时，打一个不十分确切的比喻，他们有点像是把译作放在翻译课的课堂里进行，老是盯着某某译作的某个翻译错误——这当然也无可非议，却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该译作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中是否发挥了作用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翻译更为实质性的、更为重要的方面，是评判文学翻译得失成败的核心所在。（余秋雨的散文尽管有人指出其中的许多错误，不是也没有影响其获得鲁迅文学奖么？）老实说，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样的评奖方法和标准，那么即使鲁迅先生本人带着他的译作来申请评奖，恐怕也不可能评上鲁迅文学奖的优秀文学翻译奖——我们的评委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鲁迅先生的译作中“捉”出许多翻译错误，从而以绝对多数甚至全票否决鲁迅译作的评奖资格，而根本不理会鲁迅先生的翻译为推进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为中国语言的革新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至于严复和林纾，尽管我们今天已经一致公认他们在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他们的译作能获得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评委们的青睐吗？我看也未必，因为前者的译作中有不少删节，在翻译《天演论》时还把原作中的第一人称擅自改为第三人称，而后者连外文都不识，更有何资格来参加文学翻译奖的评奖？这样的假设当然显得有点走向极端，但我是故意把问题推向极端，以突显问题的实质。
所以，要改变目前文学翻译作品评奖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个问题的话），评委们要从翻译课的课堂里走出来，要进入中外文学、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平台，要从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交往、传播、接受、影响的层面上去审视文学翻译家的作品，这样我们才不至于错失为我们国家的文学、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优秀翻译家和他们的译作。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考虑译作的翻译质量了，我的意思是不要仅仅只考虑译作的翻译质量而忘记了文学翻译的本旨，忘记了文学翻译的首要意义应该在引进、译介、传播外国文学作家、作品、流派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通过文学翻译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就像鲁迅当年所做的那样，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至于文学翻译的质量问题，应该是我们评选优秀文学翻译奖的参考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
严格而言，文学翻译并不是翻译家的个体行为，它是一项与整个社会的接受机制包括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话语、赞助人因素（出版机构等）等都有密切关系的复杂“工程”。为了让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翻译奖的评奖更具权威性、更具代表性，更能全面展示我国以及相关国家（参见以下论述）的翻译成就，我想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拓宽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的评奖渠道，让评奖渠道更加透明、畅通，广为人知，从而让更多的文学翻译家积极参与申报评奖，这样也可避免评委们面对仅有的三十本译作而选择余地不大的尴尬。当然，为了避免申报的译作过多甚至过滥，也可以建立推荐人制度和初审制度，譬如规定必须有两至三名译协会员为申报译作写出认真负责的推荐意见，规定有关省市译协组织专家委员会对申报评奖的译作进行初审，等等。
拓宽评奖对象的范围。我觉得既然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是我们国家文学翻译领域最高级别的一个奖项，那它就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中国大陆本土的文学翻译家，而还应该鼓励台、港、澳的翻译家也来参加评奖。与此同时，在评奖的对象上，也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外译中的作品，还应该关注中译外的作品，这样才有利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我注意到前两届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评奖时曾经评出过两部中译外的作品，即燕汉生翻译的《艾青诗百首》和由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出版的董纯翻译的《秧歌》。前者我估计很可能是国内翻译家的译作，而后者（董纯）我不知道是我们国内的翻译家还是法国的翻译家翻译的作品。我的想法是我们还应鼓励国外的中译外翻译家来申报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或是主动把鲁迅文学授予国外在译介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翻译家，就像俄罗斯政府把他们的高尔基文学奖颁发给我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法国政府把他们的骑士勋章颁发给我们的好几位法国文学翻译家一样，我们也应该在评选我们的鲁迅文学奖时把目光投向国外从事中译外翻译并且在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方面取得出色成就的汉学家和有关翻译家，这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有百利而无一弊。
仍然与拓宽评奖对象的范围有关。通常我们在评奖时注意的往往是单个的译者及其译作，但文学翻译要把某一个外国作家、尤其是某一个大师级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译介给中国读者时，就需要几位甚至多位翻译家的通力合作，近年来我国推出不少某位外国作家的文集、全集，像巴尔扎克、契诃夫、歌德、海明威、福克纳等，都有多卷甚至几十卷的作品集问世，还有用诗体重新翻译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也非常引人注目。此外，近年来还有好几家出版社推出了以译者姓名命名的或单卷、或多卷的译文集，如杨武能译文集等，也很值得注意。如果说，前者（外国作家的作品集）是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我们在译介某位外国文学大师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话，那么，后者（以译者姓名命名的译作集）则是比较集中地展示了我国某位翻译家多年来在文学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两者是否都可纳入我们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视野呢？如果可以，前者也就意味着可以由几个译者分享一个奖；后者则意味着是对该译者多年来的翻译成就的肯定，颇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味道了。
优秀的译序和必要的译注应该成为能否获得优秀文学翻译奖的条件之一。优秀的译序往往凝聚着译者对所译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心得和体会。我常想，世界上如果要评选最认真、最仔细的读者，那么译者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这句话非常形象、也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译者为了深刻理解和确切表达原文的一字一句所化的艰苦卓绝的功夫。优秀的译序不仅体现出译者通过逐字逐句的细读、翻译而得出的对原作家及原作的个人洞见，同时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作家和原作的创作特点和创作精髓。著名作家莫言就曾说过：“我是通过读李文俊先生写在福克纳书前的序言了解福克纳的。”此外，译注也是优秀译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要的注释可以帮助读者填平因语言和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鸿沟，带领读者比较顺利地进入原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据报道，这次获奖的田德望翻译的《神曲》三卷本，全书共七百页，凡八十五万字，其中五百多页是注释，达七十多万字，是正文的五倍，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译注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注释的意义和价值，而成为了译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了。

回答者：lhcfyx - 见习魔法师二级 1-13 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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